【先师故事】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中山大学和省文理学院学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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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师故事】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中山大学和省文理学院学生运动

1941年广州沦陷后,韶关(曲江)成为广东全省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省文理学院、省法商学院、广州大学和岭南大学都先后迁来粤北。1940年暑假中山大学由云南澄江迁来粤北乐昌石,于1941年春正式开学。这几所大学学院和中大附中、文理附中(粤秀中学)、培正(道)中学、阳山中学等校党的地下工作转到粤北省委青年部直接领导,由中共粤北省委青年部副部长张江明领导这些学校的党组织开展活动。

一、学生运动开展的背景

省委青年部设在乐昌县城,在坪石镇也建立了一个据点。当时省委有个秘密电台可以直接与陕北中共中央联系,中央文件和毛泽东同志有关指示、文章,都由省委通过青年部向各校党支部传达、学习和执行。省委青年部在乐昌县城和石先后举办了两期党员骨干学习班,一期以中山大学的党员干部为主,一期以省文理学院的党员干部为主。由省委各部部长讲课,按照延安抗大等校教学提纲讲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党中央关于当前形势和方针政策、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工、农、青、妇群众运动和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课程。训练班结束,学员回校后把学习内容向支部传达,组织学习,对党员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素质的提高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期间,党员人数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如文理学院1940年初,全院300多名学生中只有3个党员,到1942年发展到42名党员(包括小部分转组织关系来校的党员)。文理附中(粤秀中学)同期间,由3名党员发展到7、80名党员。中山大学迁至石之初,只有部分留校党员,到1942年秋从各地转来和发展到100名左右党员(包括1941年夏毕业的党员),此外,广西大学和湖南以及其他地区有一批党员到中大和文理学院读书,组织关系留在当地没有转过来,但也有工作上的配合和联系。鉴于国民党顽固派自1939年以来不断制造反共事件,粤北省委决定在中山大学不建立全校性的党委或总支,而在8个学院和先修班及附中,分别设立支部,支委分工单线联系党员,以避免党组织被国民党破坏因牵连而受到严重损失。全校性的活动和斗争则由省委青年部直接领导各支部,以统一行动步调。

关于学校统战工作,粤北省委青年部领导各校党员对学校上、中、下层包括国民党各派系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团结工作。当时,中大有许多形形色色的社团,各系都有专业性的学会或研究会,如经济、政治、社会法律、历史、教育等学会;多数学院设有女同学会,同不同系的学生,也有横向联系的组织;班有班会;就是没有一个全校性统一的学生组织,临时的级代表联席会是全校公认的学生合法机构。此外,中大还有许多同乡会,其中比较活跃的有中原(客家)、四邑、连州、广西等几个同乡会,它们人数较多,影响较大。中大地下党员积极参加这些社团,并通过自己的工作,领导和影响这些社团的工作。当时,学校剧团、歌咏团经常举行演出,各学院也经常开周末晚会、营火会。当时中大演出的大型话剧有《北京人》《雾重庆》《法西斯细菌》《风雷夜归人》《再会吧,香港》等,大大地丰富了石的文娱生活,同时对当地广大群众进行了抗战教育。

对于进步教授,地下党员学生经常向他们请教学术问题和交流对时局的看法,争取他们支持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粤北山区交通不便,教授待遇菲薄,生活艰苦。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经常帮他们做些家务,买柴、买米、买药等,由此建立起深厚的师生感情。如梅龚彬、石兆棠、张栗原等教授,与党员和进步学生成了患难之交,在历次学生抗日民主运动中,他们都挺身而出,支持广大学生的爱国行动。

对待国民党和三青团,中共地下党根据各校不同情况,采取灵活的对策,有的学校进步势力强大,而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很反动,与特务沆瀣一气,我们便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孤立他们。党员和进步学生一般拒不参加国民党、三青团。如文理学院和粤秀中学就是这样,校方只得造假名册搪塞上报。也有些学校,由于国民党内派系多,情况复杂,为了有利于工作,地下党在学生被迫参加国民党、三青团时,或主动派出一些党员去参加,以便了解他们的反共阴谋,防范。如中大地下党经粤北省委批准,派党员关海、吴逸民参加国民党,分别担任国民党中大法学院区分部书记、中大农学院区分部委员;派党员黄杰文(夏洪)参加三青团,任三青团中大文学院区队长等等。这些党员利用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的身份,掩护进步学生社团的活动,特别是后来掩护大批党员、进步学生安全投奔东江纵队,起了重要作用。

总之,对待国民党、三青团的顽固派,从团结抗日的愿望出发,本着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打击少数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与之作斗争。积极鼓励他们做爱国爱民的好事,不做坏事,如果顽固到底.坚决不改,也就动员群众与之作斗争,有理、有利、有节,适可而止。

二、中山大学学生运动

(一)“易长”风潮

1941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震惊中外的、以“皖南事变”为标志的反共高潮。作为这个高潮在广东教育战线、学生运动中的反映,是国民党顽固派撤换两位广东爱国民主人士:进步教育家许崇清(担任中山大学代校长职务)和林砺儒(担任广东文理学院院长职务),广大学生青年在党组织领导下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著名教育家许崇清代理邹鲁任中山大学校长,由于他德高望重,作风民主,坚持学术自由,深得师生爱戴。中大迁至石后,他聘请了许多名教授来校任教,例如李达、洪深、王亚南、丁颖等,把中大办得生气蓬勃。不料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于1941年7月下令兔去许崇清代理中大校长职务,任命原中大教务长张云为代理校长。显然,这是国民党顽固派为了配台“皖南事变”反共逆流在广东教育界采取的措施。易长消息传开后,全校震动。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7月11日法学院同学首先提出“迎邹挽许拒张”的口号,串连各学院成立护校委员会,声明“拥护邹校长回校”(当时邹鲁在重庆养病)”“挽留许校长继续代理校务”“请张云避贤路”;同时号召全校同学以罢考来抗议教育部的任命。7月14日举行全校级系代表联席会议,商定迎邹挽许拒张”办法,从而为“保持中大优良传统、发扬学术自由精神”的拒张挽许运动揭开了序幕。

当天,护校委员会派代表会见张云,请他自动向教育部辞职。张云在学生的反对下只得发表告同事同学书,表示“资望不及,力辞不任”,电请教育部收回成命。

中大学生迎邹挽许拒张”,主要是担心受国民党一些派系支持的人上台不能保持中大传统的民主自由学风。邹鲁在重庆来电称:因病无法回校主持校务。国民党内某些派系又乘机提出:“请教育部另派一有统领能力的校长来校”,蓄谋夺取中大校长职务。当获悉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电张云促令到职,而广东省政府又已为许崇清安排了新职后,粤北省委青年部与中大各党支部以及通过党员与进步社团经过磋商,认为张云是天文学家,在中大担任系主任、教务长有年,受过学术自由思想的长期熏陶,由他代理校长总比另换来一专制学阀或空头政客为好;因此,决定改变策略,实行适可而止,省主席李汉魂召见中大学生代表之机,提出如果张云保证不改变中大传统学术自由学风和不追究张学生,不解聘教授,中大学生便同意张云接任代理校长。张云表示接受学生要求,并作出保证:“追随两校长之后,恪守成规。”中大一场易长风潮,遂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条件下,宣告结束。事实说明,张云是按照和遵守这些要求去做的。

(二)讨孔”运动

“易长”风潮结束不到半年,又发生了“讨孔”运动。

1941年12月,日本侵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香港告急。当时有许多著名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如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梁漱溟、胡绳等,滞留香港买不到回内地的飞机票;而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的二小姐却用专机运载洋狗家私、老妈子回重庆。因此全国舆论哗然。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大公报》等,纷纷发表社评,指责国民党政府四大家族,狗命比人命重要。消息传开后,中大法学院党支部首倡召开讨孔”群众大会,揭露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种种罪行,要求重庆政府没收孔祥熙家财,严惩一切贪官污吏。会后200多名学生到坪石镇游行示威。接着文学院、师范学院等师生也参加了群众大会,推出黄杰文等组成全校性的“讨孔委员会”,通电全国各报馆各学校,要求与西南联大、浙大等相呼应,一致声讨孔祥熙。由于运动声势迅猛,直接威胁到国民党四大家族的统治,国民党中央、地方政府无不惊惶失措,急如星火,三令五申,禁止学潮,防范学生。为此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召集粤北各大、中学校校长会议,商讨镇压学潮对策。中共粤北省委从维护抗日大局出发,认为“讨孔”运动达到进一步揭露四大家族腐败统治的目的,应适可而止。由省委青年部通知各学院支部,主动收兵,以便积蓄力量,迎接新的斗争。

(三)驱齐”运动

1942年5月,重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任命老教育家金曾澄张云代理中大校长。同月底,中大师院又发起一场驱逐国民党“中统”方面齐某院长的运动。起因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内物价飞涨。中大一部分靠侨汇和大部分靠学校贷金维持学业的学生,生活受到严重威胁,曾经不止一次游行请愿,要求教育部和学校当局增加学生贷金和灯油费。这一被称为争取“饱和光”的运动,取得了若干胜利。师院学生是全部公费的,也起来要求提高公费,改善伙食,与其他学院的贷金水平一致。这本是合理的要求,不料却遭到院长齐某的拒绝和辱骂,由此引起师院学生的极大愤慨。在党员和进步学生的带动下,全院学生召开了驱齐”大会。会上学生们纷纷指责齐某治院无方,作风专横,漠视学生生活、学习,要求齐某引咎辞职。院教务主任国文系主任陆侃如等教授也发表书面声明,指出齐某处事不当,连国民党其他派系的教授也同情学生的正义行动。在广大师生指责下,齐某恼羞成怒,竟于6月1日指使亲信雇用流氓30余名,手持尖刀、棍棒、石头、砖块,追殴学生,致使博物系学生祁慎访等受伤,由此更加激起师生们的义愤。陆侃如、穆木天等15位教授和各系代表学生148人,分别联名上书校长,一致要求严惩凶手和事件制造者,以保障学生人身安全。师院女生全体出动.包围齐某住宅,要求惩凶。齐某眼见形势不妙,只得由两名保镖护送离校。校本部随着发出通告,由陆侃如教授代理务。至此,齐运动告一段落。

齐某出走后不久,又暗中拉拢一些同伙联名上告校长张云“姑息”学生闹事,要求重庆政府教育部派员整顿中大校风。于是教育部派“中统”系张督学坐镇中大,扶持广东老教育家金曾澄上台为名,准备攫取中大训导长职位以掌握中大实权。省委青年部和中大地下党分析了学校形势,决定不介入国民党内部校长职位之争,而集中力量于赶走国民党顽固派的代表张督学。其时恰值他在中大附属医院留医,医学院党支部发现其调戏女护士的丑闻。地下党于是布置法学院支书罗湘林用文言写成《告各界人士书》,将张督学丑行油印公布于众,并在石街头贴出咸湿督学”的漫画,结果全校哗然,使张督学再也无法立足中大。新任金代校长便另聘陈南教授任训导长,与另两位中大元老教务长邓植仪、总务长何春帆组成学校领导班子。

三、文理学院学生运动

(一)“易长”风潮

差不多与中山大学易长风潮的同时,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也发生了易长风潮。

1940年初,文理学院由粤北乳源县迁到连县。院长林砺儒是著名教育家,早年留学日本,曾参加李大钊为首的反袁爱国组织——神州学会。他在文理学院任内,广罗进步学者专家,如郭大力、张栗原、王越、许杰、黄友谋等来院任教,积极倡导学术思想自由,因而为国民党顽固派所嫉视。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攻击文理学院是“红色学院”“小延安”等等,派遣特务分子混入学生队伍,兴风作浪,制造事端。重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督学张某和三民主义教授借名视察、讲学,来院了解情况,准备换长。1941年夏初,国民党政府下令免去林砺儒的省文理学院院长职务,任命某教授为院长。面对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全院师生一致奋起,坚决回击。粤北省委青年部、连阳中心县委和学院支部决定团结广大师生员工开展“挽林”斗争,全院成立了“挽林委员会”,发出通电,印发传单,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在学校掀起的反共逆流,表示师生林的决心,分别派出师生代表到韶关向国民党有关当局请愿,同时派人并致电该教授请他协助挽留林院长。这样一来,使得该教授不敢贸然接任。挽林委员会”还派出代表慰问林院长,表示全院师生坚决要求他留任,使他深深感动,写下—慷慨激昂的诗歌,其中有句:魔高十丈,恶战千场!”同学们谱写了歌曲,成为校歌,很快就响彻了东原野,给师生们以极大的鼓舞。

由于全院师生的坚决斗争,国民党广东省政府改派省教育厅长黄麟书为文理学院代院长。并派本院进步教授林仲达为教务长代黄接任。学院党支部根据粤北省委青年部的意见,为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认为已使国民党当局改变了文理学院长的任命,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情况下,应适可而止。斗争到此—段落。学院地下党在两个多月的林运动中,发展了两倍以上的党员。

(二)驱徐”运动

省文理学院易长风潮后,有过一段平静学习的时间,但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又派来一批“中统”方面的徐某为训导处主任,恣意推行法西斯教育,压制学生抗日民主运动,加以徐主任以学生对一顽固派教授诋毁前任院长林砺儒写的校歌和向女同学耍流氓提出质询借口,要院方停止考试,造成停课局面,同时急电教育部,诬蔑学生,要求“保障教授人身安全。”这就更加引起学生的义愤。他们蜂拥而至,向徐主任讲理。他理亏胆怯,乘夜溜到附近驻军兵营躲藏起来。学生们召开群众大会,组成31人的“驱徐委员会”,致电代院长黄麟书,要求撤换徐主任和恢复考试,以安定学院秩序。徐主任又用书面向省政府诬告文理学院“共产党暴动”,在东陂镇“煽动抢米”(时值该镇发生群众抢米事件)。国民党顽固派这时正在全国掀起反共逆流,加紧镇压学生运动。1942年5月1日,广东省政府下令开除并逮捕学生会主席赖至茂(辉、党员)、驱徐委员会首席常委张启,同时开除常委或委员徐效鹏许伊(实)、钟国祥、朱丽芳、李鸿釨、李有杰、杨钟昌等9人的学籍;受记大过处分的学生8人。与此同时,训导处徐主任,也以“另有任用”为调离文理学院。

文理学生面对国民党当局的暴行,在地下党领导下采取各种对策,开展工作和斗争。经过多方奔走和各方社会关系,向省军政当局余汉谋、李汉魂等说明赖两生被徐某诬陷事实。7个月后,以罪名无事实佐证,张、赖二生取保出狱。经过这场斗争,加强了广大同学的团结,也发展壮大了地下党的组织。

除了上述由中共粤北省委青年部领导的大中和文理学院等高校的抗日民主学生运动外,在梅州中学、翁源一中、连州中学、韶州师范和风度学校等,当地党组织都很重视青年学生和学校工作,派党员到学校中去,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开展学生抗日民主运动,取得很大成果。至于党直接掌握的小学就更多了。这些学校不仅是掩护党组织的据点,也是开辟城乡抗日工作的阵地,同时又是进行革命教育,培养革命人才和发展党组织的摇篮。广东许多革命和建设的人才,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广东游击队,许多指战员都来自这些学校的学生。